LH到PAG的興奮性神經環路揭露動物的捕食、逃跑行為

捕食和逃跑，生死攸關的指令發自同一神經環路

2018-02-07

《神經元》印刷版將在2月21日刊發羅敏敏實驗室的最新研究，此為《神經元》封面配圖，暗示了自然界動物的捕食、逃跑行為。羅敏敏實驗室鐘煒欣繪製。

“這是我20多年研究中經歷的最為震撼的時刻之一。”說起這一期盼多年、突然而至的驚喜，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羅敏敏依然興奮。

捕食 （Predation） 與逃跑 （Evasion） ，這兩個瞬間啟動的行為，對人類和動物而言都事關生死存亡。大腦的哪個部位在操控動物的捕食攻擊行為或逃跑行為？要在迷宮般的大腦中找到這個“指揮部”並搞清其機理，無疑是個巨大的挑戰。

這個至關重要的“指揮部”，被中國科學家率先找到。

美國東部時間2月1日中午12點 （北京時間2月2日淩晨1點） ，神經科學領域的權威學術期刊《神經元》 （ Neuron ） ，線上發表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羅敏敏實驗室的論文“捕食和逃跑的下丘腦神經環路”。研究人員歷盡曲折，發現外側下丘腦的抑制性神經元控制著動物的捕食攻擊行為，而外側下丘腦的興奮性神經元能夠控制動物的逃跑行為。通過控制這些神經環路的活動，可以遙控動物發動猛烈攻擊或落荒而逃。

羅敏敏實驗室的最新研究是“一部傑作”，“其結果新穎、引人注目、令人信服，實驗設計巧妙並得到完美執行”，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研究社會行為神經機制的助理教授Dayu Lin評價說。

“在羅敏敏實驗室的研究中，他們確定了一個從外側下丘腦 （英文簡稱LH） 的伽馬氨基丁酸 (GABA) 神經元 （即抑制性神經元，作者注） 到中腦導髓管灰質 （PAG） 的掠奪行為的關鍵神經環路，該神經環路在自然的捕食狀態下啟動，並且對於捕食行為充分必要。最引人注目的是，當啟動LH 的GABA到PAG神經環路時，受刺激的小鼠顯示出一系列高度協調的動作，包括接近、追逐、取回、撕咬蟋蟀，甚至是沒有營養的人工蠟盤獵物。”Dayu Lin說，“另外，羅敏敏實驗室發現了從LH到PAG的興奮性投射介導了完全不同的行為——逃跑。當小鼠靠近人工製作攻擊者時，LH到PAG的興奮性神經環路被啟動，驅使動物遠離威脅。因此，LH雙向控制PAG活動，通過平行途徑驅動捕食和逃跑行為。”

“這些發現顯著提高了我們對LH功能以及捕食和逃跑行為的神經機制的理解。”Dayu Lin最後說。

“這些發現很有趣，對於我們理解攻擊性行為以及對危險的適應性反應都有意義。”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助理教授Kay Tye 評價說：“正如文中提供的非常動態且富說服力的視頻所展示，作者設計的非常有創意的實驗，揭示了捕食性攻擊行為和逃跑行為在大腦中是如何激發的。趨近行為和回避行為影響強大而緊密相關，這些激動人心的資料將引發人們的強烈興趣，進一步研究腦是如何協調這些行為的。”

1 微電流刺激局限大，科學家努力上百年未果

揭開動物捕食和逃跑行為的神經學機理，是生命科學領域的重要課題。

無論是大海中的魚類，還是陸地上的老鼠、猴子，瞬間啟動的捕食和逃跑，都可謂千鈞一髮、事關生死。捕食者與被捕食者之間的生死搏鬥，是自然界最為驚心動魄的動物行為，定義了動物進化的主要方向。

和人一樣，操控動物行為的，是神經系統。神經系統包括中樞神經系統和外周神經系統，中樞神經系統通常指腦與脊髓。在動物的各種器官中，腦體積雖小，但無疑是最重要最複雜也最神秘的了。老鼠、猴子、人類等哺乳類動物的腦結構大致相同，包括端腦、間腦、中腦、腦橋、延髓、小腦等，每一個部分又包括多個細分的腦區。

腦內物質主要包括膠質細胞、神經細胞等構成。其中，神經細胞也稱神經元，擔負著“發號施令”的重任。神經元由三部分構成：樹突纖維、胞體和軸突纖維；其中，樹突纖維用來接受信號，胞體整合信號，軸突纖維用來輸出信號。一個腦區的神經元胞體可以將其軸突纖維延伸一至下一個腦區，產生神經投射——兩個腦區由此相互連接，形成神經環路。

腦內的神經元數目堪稱“海量”，比如小鼠的腦內神經元大約在7千萬個左右，人類則約有860億個；不同腦區、細胞類型又形成多個定點連接，導致研究特定行為的神經環路更加困難。

如果從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爾特·赫斯的研究算起，科學家們已苦苦尋找了一個世紀，但依然未能找到控制捕食和逃跑的神經環路。

據Dayu Lin介紹，將近一個世紀前，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爾特·赫斯 （Walter Hess） 電刺激貓的下丘腦的外側部分，曾經觀察到刺激引起的掠食性攻擊。然而，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外側下丘腦在進食中的作用，而其在捕食中的作用仍然不清楚。

人為操縱神經元活動，是研究神經元行為功能的重要手段。據羅敏敏介紹，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外科學家就採用微電流刺激的方式進行研究，發現刺激多個不同的腦區都能夠使動物表現出類似捕食行為的殺戮行為。截至目前，這一傳統的微電流刺激方法還在基礎研究和臨床治療中廣泛應用。

“這一方法局限性很大。”羅敏敏說，電流刺激是“通殺”，它刺激所有腦區的所有神經元、神經末梢等，很難準確測定哪個腦區的哪些神經元在發揮作用。此外，之前的研究一直使用靜止不動的東西作為獵物，沒辦法類比自然狀態下動物的捕食行為。

2 新的實驗平臺和研究方法，依然無濟於事

“腦內是不是有這樣一個腦區，專門操控動物的捕食行為？”對這一重要課題興趣濃厚的羅敏敏實驗室，2013年搭建起新的實驗平臺，採用新的研究方法，試圖找到控制動物捕食行為的腦區。

他們改變以往研究中一直使用已經處死的動物作為獵物的做法，採用電腦操控、能自由移動的物體作為小鼠的捕食目標，以最大限度類比自然狀態下動物的捕食行為。

電腦控制、能夠高度類比自然狀態下動物捕食行為的實驗平臺。上面一排圖片從左到右，顯示的是小鼠的一次追逐過程；左下圖中的紅色圓盤中盛放著食物顆粒，右下圖為在電腦程式的控制下圓盤會沿著場地邊界的兩個方向移動，動物則會表現出類似捕食的行為。羅敏敏實驗室提供。

在這個由電腦控制、能夠高度類比自然狀態下動物捕食和逃跑行為的實驗平臺上，他們開始嘗試通過損毀不同腦區，看看能否找到能夠降低動捕食行為的關鍵腦區。

令人沮喪的是，幾年過去了，實驗一直沒有取得大的進展。

3 採用創新性的試驗方法，幸福從天而降

轉機在2016年下半年出現。

研究人員開始用活的蟋蟀作為小鼠的自然獵物，同時試圖利用光遺傳學技術取代傳統的微電流刺激，誘導出動物的捕食行為。

論文第一作者李毅博士介紹，神經元通過發放叫做“動作電位”的電脈衝來傳遞資訊，如果要研究某個腦區神經元的功能，首先就要控制神經元動作電位的發放。通過使用光學技術和遺傳學技術結合來實現控制細胞行為的光遺傳學 （又稱光刺激基因工程，英文為Optical stimulation plus genetic engineering，簡稱Optogenetics） 技術，在2006年由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最先用於神經生物學實驗研究。它的基本原理是：用病毒搭載的辦法，把對光敏感的蛋白表達在神經元中，然後通過光纖向神經元照射鐳射，控制神經元動作電位的發放或者不發放，從而達到啟動或抑制神經元的目的。

通過查閱文獻，李毅和曾佳為 （在讀博士生，共同第一作者） 選定了幾個目的地區域；之後，通過對這幾個可能的腦區逐個通過光刺激啟動，觀察動物行為的變化。

幸福在2017年1月4 日降臨。當研究人員嘗試刺激小鼠的外側下丘腦神經元時，此前對在身邊四處活動的蟋蟀視若無睹的小鼠，立即轉身展開追逐，追上後把它按住、拼命撕咬。“這一實驗可強烈啟動動物的捕食攻擊行為，重複性非常高，在不同動物中的成功率超過90%。”李毅說。

研究人員非常興奮：過去被認為與動物獎賞性行為和覺醒等行為有關的外側下丘腦，竟然有驅動捕食的功能！

“看到這一視頻的瞬間，是我20多年研究中經歷的最為震撼的時刻之一。”羅敏敏說，“來的太突然了。經過多年失敗後，現在我們立即可以輕鬆遙控動物的捕食行為，讓一隻平時吃飽喝足的實驗室小鼠，從優哉遊哉的狀態，暫態變成兇猛的獵手。”

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LH腦區中有兩類神經元：一部分是釋放谷氨酸 （Glutamate） 的興奮性神經元，還有一部分是釋放GABA的抑制性神經元——到底哪一類神經元是真正的“指揮員”？

經過多次啟動、抑制試驗，研究人員通過標定特定細胞轉基因的小鼠發現：操控動物捕食行為的，是抑制性神經元。“人為啟動此類細胞導致強烈的捕食攻擊，讓已經吃飽的小鼠攻擊蟋蟀、同類，以及快速移動但毫無營養價值的蠟塊 （虛擬獵物） ，甚至可以讓小鼠從逃跑反轉為捕食。”羅敏敏說，“更重要的是，人為降低此類細胞的活性可以有效降低饑餓動物的捕食行為。”

78 類比自然狀態下東逃跑行為的實驗平臺裡，一個受電腦控制的“攻擊者”（紅色圓盤）不斷地靠近追逐小鼠，小鼠會表現出明顯的逃跑行為（上排圖片）；如果忽然將藍色鐳射通過小鼠頭頂的光纖導入小鼠腦內，啟動表達了光敏感蛋白的LH抑制性神經元，則能夠完全導致動物從逃跑行為狀態轉為進攻行為狀態（下排圖片）。羅敏敏實驗室提供

研究人員並未就此止步。通常，LH腦區的神經元會投射到許多不同的下游腦區——是下游的哪個腦區接受了捕食指令、並把它傳輸出去？換句話說，還必須搞清楚LH所發指令的接受腦區。

為此，必須採用選擇性投射的方法，專門啟動某一類神經元。但這需要新的病毒載體——能夠沿著軸突纖維向胞體回傳的病毒載體。

2016年10月，《神經元》雜誌報導了國外某研究小組發現的具有“回傳”功能的病毒載體。2017年1月，對新技術向來敏感的羅敏敏實驗室利用該病毒載體，對LH腦區中占比較大的抑制性神經元進行測試。

他們在國內首次使用了雙病毒搭載策略——

首先，研究人員利用了在抑制性細胞中表達重組酶Cre的小鼠，將一個病毒載體注射到這些小鼠的目標腦區，回傳到LH的神經元胞體後表達一個依賴重組酶Cre表達的另一個重組酶Flp；

然後，將依賴於重組酶Flp才能表達的光敏感蛋白基因通過另一個病毒載體注射到LH。

這樣，就能夠將光敏感蛋白選擇性地只表達在投射到目標腦區的LH抑制性神經元中，進而研究這群特定神經元的功能。

經過反復實驗，研究人員最終確定：位於間腦的PAG，是捕食動作執行的整合中樞。打個比方說，LH負責發號施令；PAG則負責接受、分析指令，並把指令傳遞出去。

此後的實驗證明：LH和PAG這兩個腦區的抑制性連接構建了驅動動物捕食行為的神經環路。

4 出人意料的是，操縱逃跑和捕食，居然是同一條神經環路

但問題又來了：LH腦區的抑制性神經元驅動了動物的捕食行為，在LH其中的興奮性神經元，是幹什麼用的？

在此後的實驗中，研究人員對LH腦區的興奮性神經元進行了特異性啟動，結果發現：這會導致小鼠強烈的逃跑行為。“哪怕小鼠正在追逐食物，一旦它LH腦區的興奮性神經元被啟動，就立馬掉頭逃跑！”

實驗還表明：降低這些興奮性神經元的活動，並不能夠影響動物的逃跑速度，反而是阻礙了動物預測性的逃跑行為。由此，研究人員首次發現：下丘腦的興奮性神經元控制了和危險預期有關的逃跑行為。“這部分結果之所以出乎意料，因為以前的研究普遍認為下丘腦的興奮性神經元調節覺醒，從來沒有把這個腦區的神經元活動與逃跑聯繫起來。”

至此，羅敏敏實驗室不但揭示了動物捕食行為的神經學基礎，同時還揭開了動物逃跑行為的神經學奧秘，而且證明了：捕食和逃跑這兩種截然不同行為居然是由同一條神經環路——LH與PAG這兩個腦區之間的神經環路——操控的，只不過操控前者的抑制性神經元，操控後者的是興奮性神經元。

《神經元》雜誌對該項研究的總結概括，描述了從LH到PAG的抑制性和興奮性神經環路分別控制了動物的捕食和逃跑行為。羅敏敏實驗室供圖。

“我們的成功有點幸運。”李毅博士說，這個課題的競爭十分激烈。“我們後來才發現，其實還有很多同樣優秀的國內外研究小組也在研究LH與攻擊或進食之間的聯繫——雖然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直接提出捕食的概念，但都有一定相關性。”

“我們之所以能及時完成此一課題，除了全新的實驗平臺和創新性的實驗方法，密切協作也十分重要。”李毅說，實驗是在羅老師的指導下，由他和曾佳為“主刀”，在實驗室很多人的相互協作下才順利完成的。“每個人都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強調說。

5 為治療厭食症和強迫進食症提供了解決思路

無論是今後深入研究行為的神經科學基礎還是動物進化，該發現都不同尋常。

羅敏敏告訴《知識份子》，捕食和逃跑是動物與生俱來、至今存在的保守行為，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下，這兩大行為神經學機理發現為動物生存進化和神經學研究打開了新的的視窗。

“羅（敏敏）研究組的工作描述了小鼠捕食和逃跑這兩種行為對立而又統一的神經機制。”日內瓦大學神經學家Christian Lüscher評論說，“這個工作不僅對於動物生理提供了重要的深刻見解，而且有助於我們理解人類的厭食症及貪食症的機制。”

人類的厭食症和肥胖都與人們尋找食物的動力過低或過高有關。上世紀20世紀60年代的研究表明，下丘腦的損毀在動物模型與病人中都導致強烈的厭食症。此前也有報導說：服用精神藥品甲凱西酮 （俗稱“喪屍藥”） ，可以導致人精神錯亂，從而會表現出與捕食類似的攻擊行為。

圖片為1866年治療前以及1870年治療後的“A小姐（Miss A）”，她是現代醫學中最早被研究的神經性厭食症案例，上圖是治療前，下圖是治療後。圖片來自：Willam Withey Gull, 1873.

羅敏敏表示，雖然現代人類有能力收集儲存足夠的食物，沒有必要進行捕食行為，人類捕食行為的神經系統基礎是否存在也有一定的爭論，但是不排除外側下丘腦的捕食神經環路在人類中起到存在，並提供尋找和獲得食物的神經驅動信號。同樣，開發技術或藥物來調節此一腦區抑制性神經元的活動，也許有助於控制厭食或者強迫性進食等和代謝性疾病相關的不良行為。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在研究有關逃跑行為時發現，下丘腦的興奮性神經元與動物在危險情況下的預測性的應激行為有關，這也為治療人類應激性功能障礙提供了新的解決線索。

參考文獻:

Li et al., Hypothalamic Circuits for Predation and Evasion, Neuron (2018), https://doi.org/10.1016/j.neuron.2018.01.005

撰文 | 李晗冰

由ATCG與PBZS構成Hachimoji新DNA系統

由ATCG與PBZS構成Hachimoji新DNA系統在實驗室誕生了，外星生命形式?

國際權威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日前刊出的最新研究，揭露嶄新的DNA（去氧核醣核酸）結構「八文字」（Hachimoji）遺傳系統；這款實驗室合成的DNA系統，由8種鹼基構成，包括組成人類遺傳密碼的天然鹼基A（腺嘌呤）、T（胸腺嘧啶）、C（胞嘧啶）、G（鳥嘌呤），以及合成鹼基P、B、Z、S。該研究旨在探討外星生命的可能形式。
主導研究的美國「應用分子演化基金會」（FfAME）指出，合成鹼基P、B、Z、S與天然鹼基同樣具有結構規律性，能儲存、傳遞遺傳訊息，也能被轉錄成RNA（核醣核酸）；合成鹼基能與天然鹼基配對結合，組成DNA結構；雖然「八文字」DNA結構只能穩定存在於實驗室環境，卻可應用於診斷疾病、開發新藥物、製造新材料等領域。

2009年以細胞老化研究獲頒諾貝爾生醫獎的分子生物學專家索斯塔克（Jack Szostak）表示，「八文字」遺傳系統能擴展人類對DNA、RNA儲存與傳遞遺傳訊息的了解。科學研究證實，3個鹼基可組成1組遺傳密碼，A、T、C、G這4種天然鹼基就能排列出64種遺傳密碼組合；「八文字」系統共有8種鹼基，理論上應能排列出更多種遺傳密碼組合。

該項研究獲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國家衛生院（NIH）、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等機構支持。NASA資深研究員、天文生物學專家沃特克（Mary Voytek）表示，外星生命或許不會使用類似於地球生命的遺傳系統，但「八文字」DNA結構的研究，將有助於人類設計探索外星生命的儀器，讓搜尋外星生命的相關任務更加廣泛且高效率。

引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10880

澳洲的臨終關懷VS.醫療人權

預先護理計劃的內容和實施：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

摘要
背景和目標：在一般實踐中製定預先護理計劃可能非常耗時。臨終關懷應反映個人記錄的偏好。本研究的目的是檢查臨終關懷期間醫院計劃的內容和實施情況。方法：對一項年齡≥75歲的死者的醫院病歷進行了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以評估計劃的內容和實施情況。結果：在536名死者中，有52人有計劃。有17例延長了延長生命的治療，並且違反了計劃中列出的偏好。這包括插管，手術和治療藥物的實例。討論：一般實踐人員對預先護理計劃的投資應反映在計劃的使用中，並且在醫學指示的情況下，應尊重患者的偏好。

內容
預先護理計劃（Plan）是一份書面聲明，概述醫療保健的偏好，當個人失去決策能力時，由健康從業者參考。[1]這些文檔通常在一般實踐環境中創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創建。全科醫生（GP）與患者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並且可以很好地引導他們對他們的臨終願望進行對話。[2]因此，重要的是要確保在臨終關懷期間參考這些計劃，並且收到或拒絕的任何治療都反映了個人表達的偏好。 本研究的目的是檢查臨終關懷期間醫院計劃的內容和實施情況。

方法
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對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一家醫院死亡的年齡>75歲的死者進行了研究。死亡前三天使用的數據提取工具基於已發表的文獻並評估了計劃內容和實施。[3-5]數據在社會科學統計軟件包（SPSS）中進行分析。[6]蒙納士大學（參考：12314）和研究醫院（參考：LNR /17/BHCG/63）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批准了道德批准。

結果
在536個死亡醫院記錄中，9.7％（n = 52）包括計劃。其中，在一般實踐中建立了四個計劃。大多數是在死者入院（n = 22）或研究醫院（n = 20）的老年護理機構中進行的。剩下的文件是在另一家醫院或律師辦公室建造的，或者是自製的（n = 6）。在死亡之前， 計劃的中位數為1.2年（四分位距[IQR] = 0.3-2.1） 。

據悉，所有死者在死亡前三天內都有明顯受損（n = 22）或無（n = 30）決策能力。表1比較了優先於侵入性延長壽命治療（LPT）的計劃數量，以及在生命的最後三天是否給予LPT。有17個案例中，一名死者獲得了在其計劃中明確優先考慮的LPT; 這些LPT包括插管和手術（n = 4）。


表1.預期護理計劃對生命最後三天內延長生命的治療和治療的偏好（n = 52）

計畫中28份（53.8％）記錄的進度記錄中明確提到了計劃，有4個案例是針對計劃偏好提供LPT的。大多數計劃包括患者偏好或反對接受LPT（n = 50）; 針對LPT的23和27（即心肺復蘇[CPR]、管飼、手術）。最常見的是，計劃明確概述了（4個完全，11個有一些限制）或反對（n = 33）CPR的偏好。其他偏好的頻率差異很大。大多數計劃沒有表明死者在死亡的地方（例如家庭或醫院）（n = 46）。許多死者寫了一份價值陳述（n = 34）或概述了他們臨終關懷的特定偏好（n = 41）。


討論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項澳大利亞研究，旨在研究死者計劃的內容和實施情況。三分之一的死者被認為與他們的臨終偏好相矛盾的LPT。計劃實施是多方面的，受文件清晰度和內容，患者決策能力和醫院計劃可用性的影響。這些文件應易於查閱，易讀並符合各自管轄範圍的法律。這確保了當個人失去決策能力時，可以更容易地實施任何記錄的偏好。這一點很重要，原因有兩個：(1）計劃包括針對侵入性治療的偏好，這種干預措施將違背患者的意願；(2）在維多利亞州等司法管轄區。[1]

醫院記錄進度記錄提供的證據表明，當一個人失去決策能力時，醫院保健醫生或社會工作者實際上會看到超過一半的計劃。可能已經看到了附加計劃，但沒有記錄。這凸顯出不僅計劃患者的比例較低，而且（缺乏）實施可能導致臨床實踐與患者的偏好相衝突。

雖然出院摘要提供了有關死者治療的信息，但他們可能無法提供足夠的細節來確定是否遵循患者的偏好。如果沒有遵循患者的臨終偏好，對於那些花費大量時間與患者討論和製定計劃的忙碌的全科醫生來說，出院摘要可能沒有太大意義。

初級衛生網絡鼓勵採用全科醫生和執業護士促進預先護理的計劃。[7]雖然一般執業人員能夠很好地領導這些對話，但此活動沒有專門的醫療照護福利計劃項目，並且不知道這些計劃是否在臨終關懷期間可供醫院工作人員使用或由醫院工作人員使用。

這項小型研究的結果可能適用於其他急性醫院的死亡（≥75歲）記錄。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檢查更大人群中計劃的實施情況，以及可以在需要時修改的變量，以確保遵循患者的偏好。影響計劃制定和衛生服務之間溝通的其他因素不屬於本研究的範圍。法定計劃的全國流行率為14％，因此我們確定的計劃如此之少並不足為奇。[8]

結論
預先護理計劃是老年人臨床護理的一個重要方面，一般實踐人員花費大量時間支持患者制定計劃。這項投資應反映在計劃的使用中，並在需要時尊重患者的偏好。進一步的研究將有助於確定實施中的挑戰。

References

1.health.vic. Medical Treatment Planning and Decisions Act 2016. Vic: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2018. Available at www2.health.vic.gov.au/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patient-care/end-of-life-care/advance-care-planning/medical-treatment-planning-and-decisions-act [Accessed 31 March 2019].

2.De Vleminck A, Houttekier D, Pardon K, et 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for general practitioners to engage in advance care planning: A systematic review. Scand J Prim Health Care 2013;31(4):215–26. doi: 10.3109/02813432.2013.854590.

3.Auret K, Sinclair C, Averill B, Evans S. Advance care planning and end-of-life care in a network of rural Western Australian hospitals. Aust J Rural Health 2015;23(4):195–200. doi: 10.1111/ajr.12167.

4.Leong LJP, Crawford GB. Residential aged care residents and components of end of life care in an Australian hospital. BMC Palliat Care 2018;17(1):84–93.

5.Ruseckaite R, Detering KM, Evans SM, et al. Protocol for a national prevalence study of advance care planning documentation and self-reported uptake in Australia. BMJ Open 2017;7(11):e018024. doi: 10.1136/bmjopen-2017-018024.

6.IBM. IBM SPSS Software. St Leonards, NSW: IBM Australia, 2018. Available at www.ibm.com/analytics/au/en/technology/spss [Accessed 31 March 2019].

7.health.vic. Advance care planning initiatives. Vic: Victoria State Government, 2018. Available at www2.health.vic.gov.au/hospitals-and-health-services/patient-care/end-of-life-care/advance-care-planning/acp-initiatives[Accessed 31 March 2019].

8.White B, Tilse C, Wilson J, et al.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advance directives in Australia. Intern Med J 2014;44(10):975–80. doi: 10.1111/imj.12549.

from：https://www1.racgp.org.au/ajgp/2019/may/content-and-implementation-of-advance-care-plans
Authors：Laura Panozzo；Bernadette Ward；Pam Harvey；Jason Fletcher
 

中藥耳鳴方對水楊酸誘發大鼠的耳鳴無效

*本文編輯是要讓耳鳴這疾病正確治療方式廣為人知，將很多科學家與醫生才懂知識傳播給一般人。

摘要

研究目的：據報導傳統中醫（TCM）可成功緩解耳鳴，但尚未進行良好對照研究。在這項研究中，我們嘗試使用試驗耳鳴方（EMF01）其含有地黃、山茱萸、丹參、葛根、五味子、茯苓和桔梗的中藥複方，來治療含有水楊酸鹽引起的耳鳴。材料和方法：初步研究檢測了8.75g/kg和17.5g/kg 耳鳴方（EMF01）（通過口服強飼法遞送20天）的效果，並且顯示8.75g/kg組中抑制率（SR）略微降低。為了確認EMF01對8.75g/kg耳鳴的可能影響，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樣本量更大。結果：雖然治療組之間存在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但事後檢驗顯示耳鳴方（EMF01）對水楊酸鹽誘導的耳鳴沒有任何顯著影響。結論：雖然本研究不支持耳鳴方（EMF01）治療水楊酸鹽誘導的耳鳴的療效，但應進一步研究以確定它是否能減輕與聽覺損傷相關的耳鳴。

內文

耳鳴被描述為在沒有外部聽覺刺激的情況下在一隻或兩隻耳朵或頭部內部產生的聲音的感知[1]。耳鳴是耳朵常見的疾病之一，可導致多種精神和身體損傷，並可能損害生活質量[2]。這種現象的患病率估計為3-30％[3]。這種疾病在25％的病例中強烈影響患者的生命[4]; 8-10％的耳鳴患者聽力正常，其中無耳鳴[5]。儘管現代醫學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耳鳴的確切病理生理學仍然未知[2]。各種藥物包括抗組胺藥、巴比妥類藥物、麻醉藥、鈣通道阻滯劑、血管擴張劑、肌肉鬆弛劑、抗驚厥藥以及各種心理治療方法和耳鳴掩蔽劑，已用於降低耳鳴嚴重程度; 然而它們幾乎沒有效果，它們的結果與安慰劑沒有差別[4]。以前對未知原因耳鳴的研究表明，氧化應激事件是提出的耳鳴機制之一[6]，其方式是抗氧化劑被認為是降低耳鳴嚴重程度的有效措施之一[7]。氧化應激過程通常發生在抗氧化酶構建中使用的稀有元素濃度不平衡的情況下[8]。產生耳鳴領域的重要機制之一是谷氨酸作為興奮性神經遞質的增加，谷氨酸的增加與神經毒性的影響有關，這種增加通過刺激產生自由基導致炎症和傳入耳蝸器官科爾蒂細胞的樹突壞死[9，10]。

                               表1中已經證明了不同類型的耳鳴原因。

藥用植物和耳鳴

儘管最近在現代醫學方面取得了進展，但仍然沒有明確的聽力損失治療方法。這些疾病推動了研究，以發現新的治療方法和藥物。在這方面，人們對醫學領域的傳統醫學和植物療法的方法產生了新的興趣。藥用植物和它們的衍生物進行了研究，通過的科學方法的應用，在體外，動物，並最終在臨床試驗中，以便更有效的治療方法和藥物可以被發現[16-26]。除藥物治療外，其他方法也用於耳鳴治療，如植物療法（表2））。似乎單獨或與其他治療組合的任何治療對耳鳴都不是很有效，這就是為什麼FDA沒有批准任何治療耳鳴的原因[27]。中所使用的藥用植物，銀杏（銀杏）的是，在治療耳鳴頻繁使用和在各種研究[已研究了草藥之一28，29 ]。銀杏屬於銀杏科。銀杏葉有一系列的植物化學物質，包括烷烴、脂類、甾醇、類胡蘿蔔素、苯丙、碳水化合物、類黃酮和類萜[30，31]。研究表明，銀杏葉這是一種單胺氧化酶抑製劑（MAOI）可以有效改善因楊梅素和槲皮素黃酮類化合物引起的耳鳴引起的耳鳴，以及銀杏內酯和白果萜類化合物[32]。銀杏葉具有抗血小板和血管調節作用。換句話說，它可以改善血液流動並適當調節血管張力。因為血管問題是耳蝸神經皮層區域的耳鳴的原因之一，心血管問題可能導致迷路動脈血液供應出現問題，會導致耳蝸外毛細胞缺氧並導致主觀耳鳴。為銀耳提供足夠的血液供應，這可以通過銀杏來證明，可以阻止這個過程。對大腦，聽覺皮層和皮層下神經細胞的抗氧化和保護作用也可以證明銀杏葉的抗耳鳴作用[33]。銀杏報導以清除主（O2-,OH）（ROO）和次級自由基[34，35 ]。這些有益特性似乎部分來自銀杏葉成分如黃酮和萜烯的活性。銀杏可以說是一種草藥，其活性藥理基團是具有抗氧化和血管舒張作用的黃酮類化合物和萜內酯，作為抗血小板藥物[36]。

結果

在20-50％的患者中，同時使用弱雷射暴露於耳蝸和給予銀杏葉提取物4周是有用的。弱雷射作用機制尚不清楚，但已證明光導致生化過程的無熱刺激。實際上，銀杏與弱雷射聯合治療慢性耳鳴非常有效。銀杏提供了更好的氧氣和雷射直接操作黃素蛋白，以激活修復機制[46]。此外，Plath和Olivier證實，銀杏與弱雷射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減輕耳鳴的嚴重程度，並得出結論，softlaser和Ginkgo的組合可用於一些嚴重耳鳴患者[47]。此外，銀杏葉臨床上用於治療內耳疾病，如聽力喪失，頭暈和耳鳴。這種草藥廣泛用於治療歐洲國家和其他地區的耳鳴。然而，在一些研究和臨床試驗中與安慰劑相比，這種草藥在治療耳鳴方面沒有有益效果。關於銀杏葉治療耳鳴患者的影響的研究很多，這些研究的大多數發現是相互對比的; 一方面，一些研究報導銀杏葉有效治療耳鳴有效[48-53]和上提到了它作為無效草藥[另一方面其他研究28，54-57]。系統評價的結果表明，銀杏葉在治療耳鳴方面的效果很差/較差。該研究報告指出，選擇這些治療方法對患者有益，不僅可以降低患者的費用，還可以防止患者選擇和尋找其他無效的治療方法[58]（表3）。

結論

根據之前的研究和本研究，銀杏葉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有希望的改善耳鳴的選擇以及進一步的研究。由於耳鳴是多因素的，建議根據耳鳴的原因，治療方案和不同劑量的銀杏葉單獨評估患者在未來的研究中更廣泛的水平。根據其共病情況（如精神障礙，老年性耳聾，聽覺損傷（噪音）和醫學基礎條件）對耳鳴進行分類，並研究藥物在這些亞組中的作用可被視為評估藥物治療範圍的更準確的解決方案或非藥物方法。此外，似乎尋找未來控制耳鳴的新方法將需要神經生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 促進有效的藥物治療肯定取決於了解神經遞質及其受體的變化。因此，除非不能很好地理解耳鳴的機制，否則設計詳細的治療將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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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Mohammad Reza Mahmoudian-Sani, Morteza Hashemzadeh-Chaleshtori, Majid Asadi-Samani, Qian Yang.
From：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Volume 128, Issue 2, 24 March 2010, Pages 545-54824 March 2010, Pages 545-548
https://doi.org/10.1016/j.jep.2010.01.053